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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云黑土已经成为时代眼泪，喜气洋洋的21世纪，中国的离婚率和经济一同起飞。
人们常常把离婚率和经济发展挂钩，但数据显示，东三省的离婚率跑得比东南沿海更快[1]。
还有人将东北的高离婚率，归为女性受教育程度高，但这也不是绝对的。高等教育性别比和离婚率之间有相关性，但是具体到省份，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[2]。
究竟是什么，让东北人纷纷离婚？
要理解这个因素，就必须从中国的大背景入手：人口流动。
中国的流动人口近 3.8 亿，而东北地区是人口净流出地区，尤其吉林和黑龙江，21 世纪初的人口净流出共计超 300 万人，其中大多数都是农业人口涌入城市[3]。
从宏观上看，有城乡间流动人口的家庭，离婚概率会比没有流动的高出 60 %以上[4]。
尤其是对于农村的夫妻，控制变量后的回归分析也显示，进城打工，就会让离婚的概率更大[5]。
但这个数据不能直接说明问题；可能感情不好的夫妻，更倾向于外出打工。我们还需要明确，城乡的流动，如何导致了婚姻稳定性下降。
离婚与否的决定，往往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：婚姻收益、婚姻替代和离婚阻力[6]。人口流动，可能从多方面降低了婚姻收益。
一份陕西的分析发现，流动家庭中，妻子的负担更重，但夫妻沟通更少、冲突更多，甚至存在更多家庭暴力[7]。
复旦大学学者的研究也进一步确认，人口流动的大潮中，家庭分离会提高离婚风险，流动人口的现代意识提升，也会促使离婚[8]。
人大的研究发现，外出打工的女性，更不同意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”，更倾向认为“在领导岗位上男女比例应大致相等”；进城打工的经历，让她们的性别观念更加现代[9]。
这也反过来解释了复旦研究的发现：在进城打工的人群中，女性的离婚风险更高[8]。
而进城打工，也让婚姻的替代效应随之增加。尤其是对于女性，当“进城”后所在地的男性显著多于女性，她们能遇到其他合适的配偶，离婚倾向就会提高[10]。
但是，放眼全国，东北的人口外流并不算突出，远远不如安徽、河南、湖南等外流大省[3]。
人口流动的因素，不能完全解释东北人更爱离婚的事实。而且，东北还有大量不涉及城乡流动的人口，他们又是为什么离婚呢？
我们只能求助于第三个因素：离婚阻力。
在东北农村，人均土地面积大，有深厚的商品经济传统[11]。
南开大学学者在长春农村的田野调查则显示，当地村民相处时受到市场逻辑影响，面对离婚，公私界限分明[12]。还有位 47 岁的打工女性解释道：“动真感情是傻，你找我也找。”
因此，东北的乡村爱情，如果想要破裂，面临的阻力比别处更小。
东北的城市，也有自己的独特原因。
孩子，是离婚的一大阻力。在中国，不生孩子的夫妻，在婚比例更低，也就是更容易离婚；子女越多，离婚概率便随之下降[13]。
而在东北，国企职工比重很高，比沿海地区高得多[14]。中美学者的联合研究发现，控制其他变量时，每个国企工人平均少生 0.25 个孩子[15]。国企工作显著影响了孩子的数量。
东北地区的生育率，在 1995 年就已经低于 1.5 ，至今都低于全国平均[16]。东北夫妻想离婚，孩子的阻力比别处小很多。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忘了，社会的现象背后，都往往是大时代投下的影子。
2003 年，中国出台《婚姻登记条例》，想要离婚的夫妻，不再经历重重手续，“当天、当场就能解除婚姻”。与此相呼应的是，2000 到 2005 年之间，全国“离结比”陡增[17]。
而经济状况，也会影响婚姻稳定；当丈夫失去了全职工作，离婚的风险便增大了[18]。
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，则让女性再婚或者单身也能过得很好。当她们现任丈夫遇到问题，条件更好的女性更有可能选择离婚[2]。
种种因素下，再艰难的时世，也无法阻止东北人离婚的脚步。或许这也是一种“金钱诚可贵，婚姻价亦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
[font=][1]国家统计局. (2021). 中国统计年鉴 2019-2021.
[2]何林浩. (2018). 中国持续改善的高等教育性别比与离婚率. 世界经济文汇, 1(06), 70.
[3]戚伟, 刘盛和, & 金凤君. (2017). 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测算及演化格局研究.
地理科学, 37(12), 1795-1804.
[4]杜凤莲. (2010).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.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, (5), 105-112.
[5]莫玮俏, & 史晋川. (2015). 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. 中国人口科学, 5, 104-112.
[6]Johnson， M. P.， Caughlin， J. P.， & Huston， T L.. The tripartite nature of marital commitment：Personal， moral， and structural reasons to stay married.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， 1999（61）：160-177.
[7]刘鑫财, & 李艳. (2013). 流动因素对农村已婚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——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陕西省数据的分析. 妇女研究论丛(5), 9.
[8]任远, & 郝立. (2021). 人口流动过程中离婚风险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分析. 中国人口科学(2), 13.
[9]杨凡, & 曾巧玲. (2016). 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. 南方人口(5), 11.
[10]李卫东. 配偶替代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关系. 人口研究, 45(4), 54-68.
[11]李澍田, & 衣保中. (1991).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粮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. 社会科学战线.
[12]李永萍. (2019). 断裂的公共性: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 ——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.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：社会科学版(4), 12.
[13]许琪, 于健宁, & 邱泽奇. (2013). 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. 社会学研究, 4, 26-48.
[14]孙久文, 苏玺鉴, & 闫昊生. (2019). 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产业政策研究. 经济纵横, 9.
[15]Cheng, H., Ma, Y., & Xu, L. C. (2016). Enforcing government policy: Privatization and the weakening effects of Chinas one-child policy. In 2016 AEA meeting paper, San Francisco.
[16]孙晓霞1, & 于潇2. (2021). 东北地区“低生育率陷阱”探析. 人口学刊,第43卷,(5), 29-38.
[17]李雨潼. (2018). 东北地区离婚率全国居首的原因分析. 人口学刊(5), 38-46.
[18]Killewald, A. (2016). Money, work, and marital stability: Assessing change in the gendered determinants of divorce.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, 81(4), 696-719.
